親歷利債務整合比裡亞軍事政變
  每一天,都會有執勤士兵的槍口數次對著我的胸膛。說實在的,我並馬爾地夫不是不害怕,尤其是在臨近“格殺勿論”的時刻。但是,作為一名外交官,冒再大的危險,也得外出工作。
  陳來元(中國燒烤前駐萊索托、納米比亞大使)
  外交官享有外交禮遇,一般來說與危險無緣。但在特殊的國家和特殊的時期,即使是外交官,也會遭遇險境。1985年西非國家利比烤肉裡亞發生流血政變時,我正在我國駐利大使館工作,那時的凶險,現在想來仍覺得驚心動魄。
  1985年11月新成屋的一個清晨,我從利比裡亞國家廣播電臺里聽到一條令人十分震驚的消息:利比裡亞武裝部隊參謀長奎翁巴將軍發動軍事政變成功,推翻了國家元首塞繆爾·多伊領導的軍政府。
  這是利比裡亞歷史上的第二次軍事政變。1980年4月12日,多伊和奎翁巴等總統府衛隊的17名軍人曾發動一次軍事政變,殺死了總統托爾伯特。政變成功後,多伊任國家元首,奎翁巴任武裝部隊參謀長。
  此後的兩三年,多伊與奎翁巴的關係還算不錯,但後來兩人逐漸產生政見分歧,軍權在握的奎翁巴準備發動政變推翻多伊。
  奎翁巴發動政變時,得到了大多數軍人和廣大民眾的支持。他看到自己的部隊一舉拿下了廣播電臺,又包圍了總統府,就忙著接受群眾的歡呼,但實際上,參與政變的部隊尚未攻占總統府,特別是未能打死或活捉多伊,更未能調集首都蒙羅維亞以外的部隊開赴首都支援奎翁巴。這給了多伊組織反攻的機會。
  沒過多久,被困在總統府內的多伊就以國家元首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的名義,命令駐守在首都郊外巴克萊訓練營的部隊直撲首都,奪回了廣播電臺,接著,又乘勝擊敗了包圍總統府的政變部隊。
  奎翁巴發動的這場政變,並未如他奪取電臺時宣佈的那樣,推翻了多伊領導的軍政府。而重新坐穩江山的多伊,則下令在全國範圍內懸賞捉拿奎翁巴。幾天后,一名士兵在首都郊外的一片樹林里搜尋時發現了饑渴難熬的奎翁巴,並開槍將其擊斃。
  多伊粉碎奎翁巴政變時,利比裡亞國家廣播電臺還宣佈在全國實行宵禁。禁令稱:從晚上6點到次日早晨6點,任何人,包括各國駐利比裡亞的外交人員,都必須留在房間里,若違反禁令,一律格殺勿論。與此同時,首都城內的主要路口及從首都通向機場和外地的各個交通要道全都佈滿了崗哨,由荷槍實彈的士兵把守。我清楚地記得,從首都到羅伯茨國際機場的路上布了4道崗哨。
  當時我是大使館的二等秘書,主管外勤、禮賓、文化、僑務、領事等工作。由於駐在國電話線路經常不通,平時對外聯絡、辦事、採買等事務主要靠自己出去跑。要是在平時,掛著外交牌照的車到任何地方都是暢通無阻的。但在政變期間,情況就大不一樣了,不管是什麼人、坐什麼車、辦什麼事,經過崗哨時一律要停車接受檢查。
  中國使館位於蒙羅維亞的近郊,我進城、返館要經過三四道崗哨。車子靠近崗哨時必須緩緩而行,到了崗哨前必須停下,此時,會有幾個執勤士兵一同舉起槍,槍口對著車頭。人必須下車接受檢查,下車後,又會有烏黑的槍口一齊對著我的胸膛。我拿出外交官證明示身份,同時主動打開汽車後備箱讓他們檢查,又拿出小瓶白蘭地、摺扇之類的小禮物進行一點“表示”,這樣才會被放行。
  外出辦事,上午不能在6點之前出發,下午則必須在5:30左右回到使館。有一次,我到機場去接新派館員王曉同志,若按飛機正點抵達,下午5:30左右將人接到使館應無問題。但不巧,那天飛機晚點,我只能為他在機場安排好旅館,請機場辦公人員幫助接他一下,並請他們務必告訴他下午6點到早上6點這段時間不能到室外活動。
  我為什麼不在機場住下陪伴王曉呢?因為當時利比裡亞電話線路普遍不暢,我無法與使館取得聯繫,故必須當日返回使館,不然使館會以為我在外面出了事。安排好一切後,我趕快驅車返回使館。經過4道崗哨後,到達使館已是下午5點50分,離那個“格殺勿論”還有10分鐘。真的好懸!
  使館的人5點半時沒見到我把王曉接回,都走出了大樓,到院中焦急地等著。當他們看見我的車子開到使館大門口時,才都鬆了一口氣。
  在實行宵禁的十多天中,我每天至少要進城或去機場一趟,來回都要經過四五道崗哨,每一天,也都會有執勤士兵的槍口數次對著我的胸膛。說實在的,我並不是不害怕,尤其是在臨近“格殺勿論”的時刻。但是,作為一名外交官,冒再大的危險,也得外出工作。
  來源:2013年12月1日出版的《環球》雜誌 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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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SN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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